見到母親後,蔣學才(左)和妹妹蔣旭芳露出了笑容。
  邱 燦攝
  這是一個心酸的故事,但更是一個溫暖的故事。
  一名8歲男孩被拐賣後,一心想要回家。報警、上電視、上網發帖……經過30多年的努力,在警方和志願者的幫助下,他終於和家人團圓。
  可還有很多遭遇拐賣的家庭,仍然處於破碎之中。此次尋親成功,有什麼普遍性的路徑可以總結?警方支持、志願者推動、當事人努力,這樣的合力效應能否複製?
  跳出個案,大家心中有許多問號待解答。比如,該不該將每個新生兒的基因採集入庫、買孩子的家庭是否應該受到懲罰、志願者能發揮什麼樣的作用?本版從今天開始,推出聚焦打拐系列報道,以饗讀者。
  ——編 者
  10月23日,跋涉數省,蔣學才終於見到了自己的母親,說了10分鐘的話。為了這10分鐘,他走了33年。
  他報警,他上電視,他上網求助。十幾歲時,他獨身一人,從徐州扒火車,回記憶中的老家,遇上混混,被搶得精光。
  他沒放棄,他不甘心。
  33年前,他和弟弟同時被拐賣。當時年僅8歲的他,只記得被拐前的最後一個畫面:那是在一個汽車站,他和弟弟都穿著棉衣棉褲,口鼻呼出白氣。
  30多年了,弟弟的面孔在記憶中也漸漸模糊。他流落何方,迄今未知。可是,有些碎片般的場景,卻還是那麼清晰,清晰得扎人。村口的水磨坊、家前的大梨樹、父親、妹妹……
  最扎人的身影,還是母親。
  一條帖子一個靈感
  點燃尋親希望
  9月9號,“雲谷”被一條網上線索吸引了。
  她是“寶貝回家”——一個民間尋親自助團隊的志願者。她看到的線索是:1981年的冬天,8歲的蔣學才(曾用名)和弟弟蔣學彬同時被拐賣,哥哥流落到江蘇,弟弟下落不明。
  “雲谷”把線索整理成帖子,發到志願者QQ群。她沒想到,這次轉發,推倒了第一枚多米諾骨牌。
  蔣學才是徐州某縣一家印刷廠的工人。33年來,他對故鄉的最後記憶,還停留在那個冬天,那個汽車站。他記得,生父名叫蔣振良(音),妹妹叫蔣學芳(音)。
  這些年,蔣學才為了尋找親人,想盡了辦法。十四五歲時,他從徐州扒火車回成都找家,錢被搶光了,只得再扒火車回來。2001年,他求助過四川警方,一直沒查到結果。茫茫人海,僅憑記憶中親人姓名的發音,志願者和四川警方都未能查到有效信息。他還上過電視臺的尋親節目,但仍未果。
  今年9月,妻子在“寶貝回家”尋子網上發出求助帖。經“雲谷”轉發,志願者賈海濤在QQ群里看到了這個帖子。
  賈海濤是河北省清苑縣的一名交警。他曾聽朋友說起過,有些地區的方言里,“振”和“正”發音不分。受到啟發的賈海濤建議以蔣正良(音)為檢索對象,從“有戶籍卻沒有辦理二代身份證”這條線索入手。
  這一查,就查到了檔案中“頭像空白”的蔣學才和蔣學彬,也查到了同戶的蔣正良和蔣旭芳父女。高度吻合的目標,被初步鎖定。
  幾經周折,賈海濤在QQ上聯繫到了蔣旭芳。
  一幕往事一聲爸爸
  重建父子之情
  蔣旭芳很想念離散多年的大哥,做夢都想。
  兩個哥哥走失時,她才4歲。命運的弔詭在於,母親隨後也被拐賣了。蔣旭芳和父親相依為命,父親也沒再娶。後來,父女倆來到西藏林芝打工,她也在那裡有了自己的家庭。
  志願者們打算促成他們相認。
  江蘇志願者“夏雪”去了蔣學才所在的印刷廠,說服老闆娘給他放幾天假。鄭州志願者“寒蟬”開著自己的車,將蔣學才送到了鄭州機場。
  央視《夜線》欄目得知線索後,也參與進來,還給蔣學才買了去成都的機票。可這時候,蔣學才猶豫了。“這些幫忙的人會不會是騙子?”“真能找到嗎?”兩個問號在他心頭越來越大。
  10月18日,在成都見到央視編導邱燦時,蔣學才緊緊抱著兩包方便面和一包大棗不放,“怕她是搞詐騙的,我好隨時跑”。
  “他疑心太重了,只有喚起他童年的記憶,才能讓他相信,才能認親。”邱燦說。
  第二天,父親和妹妹到了村裡。然後,蔣旭芳假裝是當地的嚮導,帶著蔣學才和欄目組上了山。為了讓哥哥回憶起來,蔣旭芳放棄了開車走大路,而是徒步走起山路。
  2008年汶川地震後,山上的地貌變了,村口的水磨坊沒了,窯洞也換了樣。蔣學才惦念的家門口的大梨樹,多年前也被砍了。“我要找的東西一個也沒有,這裡不是我家。”
  到了村口,親戚們早早掛好鞭炮與條幅,擺了幾桌酒席,迎接蔣學才,鞭炮噼里啪啦地響了半個鐘頭。但對於周遭的熱鬧,蔣學才卻顯得出奇的平靜。
  邱燦勸他:“你去找個老鄉聊聊,說不定有人知道你父母的下落呢。”
  蔣學才徑直走到了蔣正良的面前。周圍的人都屏氣凝神。
  “你認識蔣正良嗎?”
  “我就是。”
  老父親顫抖著,從衣兜里掏出準備好的一代身份證,上面有他年輕時的照片。蔣學才定睛一看:“長得有點像我,我要拍成照片回去對一下。”
  對於蔣正良的四川話,蔣學才大多還能聽懂,但自己已經不會說了。
  父親說起家門口的大梨樹、背簍、他身上的胎記,哭得一塌糊塗。可蔣學才還是一臉木然。
  直至父親提到一個細節:小時候蔣學才因為調皮去扒拉煤的牛車,車翻了,他被壓得窒息,爸爸將他抱出來去搶救……這一刻,蔣學才幼時疼痛的記憶被喚醒,猛地轉過身,一把抱住父親,終於大聲喊出“爸爸!”痛哭起來。
  一家三口緊緊相擁,哭了個撕心裂肺。
  一番拉鋸一心執著
  終遂認母心愿
  見到父親和妹妹,蔣學才不斷問,媽媽在哪兒?父親和妹妹說,他和弟弟被拐賣後,母親也被拐賣了。
  1999年,蔣旭芳從小舅那裡得知,母親鄧永碧在河北,已經有了新家庭,並育有兩男兩女。為了不給母親造成影響,她去探望時,謊稱自己是鄧永碧的外甥女。2008年,她又去過一次。那次,鄧永碧的子女知道了內情,態度格外冷淡。
  儘管有些不情願,但蔣旭芳仍決定陪大哥去見母親。況且,要找到失散的二哥,還得向母親問線索,並採集母親的血樣。
  公安部打拐辦主任陳士渠介紹,公安部在2009年建立了全國打拐DNA數據庫,採集失蹤兒童父母以及來歷不明人員的血樣,摸排比對。許多人也正是靠著這種現代的“滴血認親”,找到了自己的親人。
  此前,蔣正良已在西藏進行採血,蔣學才也在江蘇志願者的協調下採了血。如果母親的血樣也能入庫,那麼尋找弟弟就能多幾分機會。
  從四川去河北的路上,蔣學才穿著一身全新的棕色西裝,那是妹妹花980塊錢買的。妹妹還從西藏專門買了送母親的禮物——一隻銀鐲子,上面雕著心形的花紋。一路上,蔣學才在心裡無數次地排演見到母親後要說的話。
  到了河北,兄妹倆的興奮感被一條短信粉碎。母親新家庭中的大兒子,發短信給蔣旭芳:如果你敢來我們這裡,就打死你。那晚,蔣旭芳哭了很久,一宿沒睡。
  10月22日一早,兄妹倆來到母親所在鎮的派出所,希望派出所能幫忙把母親接出來見一面。出於昨晚的短信以及對兄妹倆情緒的擔心,賈海濤陪著蔣學才兄妹,坐在離派出所幾百米遠的一輛車中,等待相會的時機。
  鎮派出所的指導員前去母親家中,但大門緊鎖。另一個院里,只有兒媳婦在家,說婆婆一早就出去了。一行人驅車到鄧永碧的小女兒家,也都不在。“可能是知道我們要來,故意避開了。”指導員說。
  一上午過去了,蔣學才不禁嘆氣:“33年了,見一面怎麼就這麼難呢?”
  午飯後,賈海濤提議從鄧永碧的大兒子身上找突破口。蔣學才給他發了條請求見母親的短信,沒回音。5分鐘後打電話過去,那頭說:“你們一會兒等我電話。”蔣學才半個鐘頭後再撥過去時,對方直接掛斷了。再撥,“您撥打的電話已關機。”
  蔣學才跑出派出所院門,站在牆角大哭起來。“既然她狠心不見,我們就走吧。”蔣旭芳說。蔣學才不肯,緊攥著手機,生怕錯失了任何一條消息。傍晚,手機終於響了。打開,卻是“話費餘額不足”的短信。
  下午5點,蔣學才再也等不了了,央求指導員帶著他直接去母親家:“如果還是見不到,那也沒有遺憾了。”妹妹擔心自己與鄧永碧大兒子的不愉快會影響這次見面,決定在派出所等著。
  “還是沒見著。”一小時後,蔣學才滿臉失望地回來。這是他請假出來的第五天,單位早就打電話催他回去。今晚可能是最後的機會了,兄妹倆決定,晚飯後再過去試試。
  那頓飯,他們吃得格外快。妹妹把碗里一整隻荷包蛋連帶一大綹龍鬚面夾到哥哥碗里,又把鐲子偷偷塞給了哥哥。
  一小時後,失望的蔣學才回來了。兄妹兩人當晚訂好了第二天的返程票。
  10月23日上午,蔣學才和妹妹打算出發時,收到了鄧永碧大兒子的短信:可以見媽媽一面。兄妹倆喜出望外,打出租車坐了40分鐘,回到鎮上。在一個巷口,蔣學才望著母親,說不出話來。30多年的埋怨與辛酸,隨著肆意的淚水,全部流走了。
  “進屋吃個飯吧?”母親泣不成聲。兄妹倆為了不錯過返程的車,只得匆匆告別。
  在蔣學才等他的母親時,記者為了讓他的心情不那麼沉重,不時陪他談心。
  “這麼多年,你能堅持下來,真不容易啊。”
  “我想回家啊,”蔣學才看了一眼記者,輕聲說,“我想回家啊!”
  說完,他把頭扭了過去。SourcePh" style="display:none"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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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掃描二維碼  (原標題:回家的路,走了三十三年(民生調查·我要回家·關註打拐(上))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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